19世纪后期光绪年间，随着土地开发面积的逐步扩大，今乌兰察布阴山的前山地区，从过去人烟稀少，杂草丛生的旷野，逐渐发展为阡陌相连、庄稼盈野的农田。昔日牛羊遍布的牧地，变为星罗棋布、鸡犬相闻的村庄。这是由于在天灾人祸的威胁下，山西、河北、河南、山东、陕西地区的饥民四起，民不聊生，举家逃难，涌入今乌兰察布地区就食者与日俱增，出口垦荒，移民潮涌的产物。而清政府面对内地饥荒的危机，阶级矛盾日趋激化，于是，被迫取消了对蒙古的许多禁令，鼓励蒙古王公贵族容留招垦，在蒙古地区拨地安置内地流入的破产农民，从而使今乌兰察布地区原有的草原变为农田。
在1893年（光绪十九年）三月，俄国蒙古族学者阿马·波兹德涅耶夫由张家口至归化途经乌兰察布地区的旅行日记中写道：“岱海滩谷地被蒙古人叫做岱根塔拉，不久以前还是察哈尔人的游牧区。大约在十年前，汉人见这些土地适于种粮食，就请求政府取消这里察哈尔人的牧场，并允许它们开垦出来。这一请求得到北京的批准之后，许多从山西忻州迁来的汉人就在这里住了下来。最先迁来的人正是我们过夜的那个村子里落户的，这不过是七、八年前的事。他们以每亩地仅九百文的价格向丰镇的衙门买下了这些地。”“大村的居民原来也是从忻州迁来的。他们告诉我们说，忻州是一片平原，大部分土地都很肥沃，但他们穷得根本买不起一点土地，只得远走他乡”。从阿马·波兹德涅耶夫的记述可看到岱海滩东北同治年间后才开垦为农田，而大村的居民由于在山西忻州地区生活不下去，只得自发地出口外谋生。1901年（光绪二十七年）四月，岑春煊上奏朝廷说：“欲练蒙兵非筹练费不可，欲筹经费，非开蒙地不可。今蒙古接晋边者，东则为察哈尔右翼四旗，西则为伊克昭、乌兰察布二盟十三旗，田地饶沃，水草丰衍，”只有“开蒙部之地为民耕之地，而竭蒙地之租，练蒙部之兵”。张之洞、刘坤一亦奏请道：“蒙民生计以游牧为主，但最近数十年来，蒙古益形贫弱，对于强邻东侵实力无防御之力，不可不乘机请求变化之策”。因此于1902年（光绪二十八年）初，清政府派兵部侍郎贻谷为督办蒙旗垦务大臣，赴绥远督办察哈尔等地西部蒙旗之地。其后，全面放垦开始，并允许和鼓励蒙古王公自由招垦，收容留置内地涌来的流民。而清廷出面主持开垦事务，增设厅，建立垦务局等机构，劝诱蒙古王公报垦土地。从开垦情况看，今乌兰察布地区的原察哈尔右翼共开垦24500余顷，四子部落旗开垦了3900顷，总计28700余顷。其中四子部落旗所放垦地中含有赔教地830顷。到20世纪初，今乌兰察布地区大青山的后山地区也已形成“沿途多汉民耕种，渐成村落”“路旁多垦地，蒙汉杂处”的局面。农耕已成为该地区的主要经济。
但由于当时生产力和生产关系比较低下，只是“广种薄收”式的粗放经营，如遇天灾人祸，仍旧使前来口外谋生的汉民陷入贫困的境地，有些甚至弃地潜逃，如陶林厅一带，因在光绪末期封建剥削加重之时“近来弃田地避赋税而去者，所在多有”。丰镇厅北的一些地方亦出现了一些已开垦，而又复变为荒地的现象，农业严重衰退，是当时察哈尔地区农村经济病态发展的真实写照。
清朝后期今乌兰察布地区的畜牧业经济开始瓦解，由于牧地渐少，耕地日增，使昔日一望无际的草地只剩下不连片的孤岛。使一部分蒙古族牧民濒临破产，迫使他们不得不将游牧生产与小规模粗放农耕生产结合起来，开始开垦草地，粗放经营，种植糜、黍等早熟农作物，以解决部分人食和畜料的困难。因蒙古人耕种田地不需交纳地租和押荒银，虽耕作粗放，但实际收益仍高于汉族人民。畜牧业为农业所取代，蒙古族人民绝大多数亦依靠经营农耕生产来获取生活资料，畜牧业变成了从附属地位的副业生产。因此他们与封建牧主的人身隶属关系，也逐渐变为松散的租佃关系。
伴随着农业的发展，为典押、买卖土地的关系打开了大门。察哈尔右翼四旗的王公贵族、上层及部分贫民将其占有支配权的土地、牧场或户口地据为私有，并从事招租放垦而获取租银、租粮。从而使其由封建领主的地位转变为地主或小土地经营者，也使具有土地支配权的蒙古封建领土，伴随着畜牧业自然经济向农业经济的发展转化，其领地内的土地支配权日益缩减或趋于瓦解。而原来的牧民转变成农耕者后，还要遭受外国资本势力、上层等的盘剥，并负担为驻防军队驮运给养粮食和军需物资，以及其他强制性的劳役。如在1853年（咸丰三年）五月，清政府为太平天国运动，命察哈尔都统华山泰率蒙古马队官兵4000人到北京听候调遣，调察哈尔马匹达一万匹。在一个月之内，对察哈尔征调如此频繁，使蒙古族人民负担加重，严重地阻碍了畜牧业经济扩大再生产的能力。察哈尔牧厂在清初有马牛驼羊总数390万多头只，到清末锐减至39.5万头只。因此在19世纪末和20世纪初，丧失牲畜的牧民，变为牧区的乞丐、流浪汉、雇工、穷人，城镇贫民增多了。这些大量破产者，成为没有被利用的劳动力，经常转变为没固定职业，没有生存资料的脱离劳动的（失业）阶层。蒙古大批社会失业军出现，也是畜牧业自然经济瓦解的具体表现。
从战争以后，今乌兰察布地区随着城镇和定居村落的出现和发展，以商品性生产为主的手工业作坊有了一定的发展。手工业者绝大多数是来自山西的逃难流民，绝大多数以农为业，开荒耕种，经营农业。同时，也有一批又一批的铁匠、木匠、泥瓦匠、银匠、铜匠和皮毛工匠、画匠以及畜产品和粮食加工等手工业者流入城镇、农村、寺庙等，从事建筑或各种作坊的匠役劳动，逐步成为今乌兰察布地区的固定居民。
这些手工业者来到今乌兰察布地区后，根据当地的特点和蒙汉人民的生产和生活需要，就地取材，就地生产，当时大部分手工业者大多分布在于丰镇城、隆盛庄、张皋、宁远城、天成、厂汉营、崞县窑、乌兰花、广益隆等地。尤为制毡、制革、鞣皮等手工业作坊，加工制作如皮袄、皮裤、毛毡、毡鞋帽、皮绳、辔笼、毛绳等极为畅销。随着这些日用品的加工生产，商品生产并持续不断的发展，促进了乌兰察布地区的经济的进步，特别是在城镇中，按行业组织社团，如烧砖、制瓦、泥瓦、铁、木、石、银、铜匠店铺直接承揽各种业务。为满足人们的需要，出现了缸、粉、油、米面、豆腐、酱醋加工业，时称陆成行，逐步形成较大的行业。并使土盐生产再度兴起，岱海滩盐为煎制，每年约10万担，1910年（宣统二年）设口北榷运局管理盐务。手工业生产的发展，对促进农业经济和畜牧业经济的发展，具有重大的推动作用。
商业集镇的发展也很迅速。伴随着农业、手工业、畜牧业、商业贸易的发展，在今乌兰察布地区出现了以粮食和牲畜皮毛为交易大宗的集贸点——新兴的商业城镇。主要有丰镇城、隆盛庄、张皋、二道河、乌兰花、宁远城、广义隆、天成等。
丰镇：1750年（清朝乾隆十五年）后，晋、冀等地的手工业艺人陆续进入丰镇厅城开办手工业作坊。清末，有手工自然行业20多个，作坊150余家。其中皮毛、铁、木等业较为繁荣，皮革、毛织、毛口袋等物尤为畅销。商号林立，为当时较大的商业城镇，与归绥、包头并称绥远三大重镇。
隆盛庄：隆盛庄在清朝嘉庆初年即有万余人口。咸丰年间，隆盛庄已有大型粮店万义店等8家，陆成行有德隆益等8家，棉布庄有聚义德等10家，铁匠炉、木匠铺也有常胜炉等数家，马店有六合堂等8家，每年仅出售转运羊一项即达50万只左右。外地客商有京津一带的羊客、马客，有苏杭一带的丝绸、茶商，河南、山东的驴、骡商，雁北地区的粮商等。到光绪年间，发展到鼎盛时期，全庄有商人达2万多人，当时南街到北街近2里长的店铺，鳞次栉比，全是商号门市，前后两街南北向并列。后街除部分商号外，还有居民里巷居住区，另有一条小北街是商号和里巷居住区。仅挂有牌匾的商号就达3000余家，还有百余家铁、木建筑，铜匠、银匠、靴匠等各种手工业店。工商户绝大多数为山西忻县人，次为山西定襄、崞县、繁峙人。并成立有各工商业行社。
张皋：张皋在清朝时是蒙古、归化地区通往北京的大道要冲，当时主要交通工具是马车，内地的马车是长轴，张皋以外蒙古地区的马车轴比内地的短，因两地的车轴不合辙，所以内地与蒙古路经张皋的过往车辆都要在张皋开的店中换轴歇息，逐步形成了集镇，到同治、光绪年间，山西、河北等地的农、工、商、匠、艺人纷纷前来认垦谋生，商业开始兴盛，开设的店铺有油、酒、米、面陆成行，当铺、钱庄、粮店四、五百家。形成东、南、西、北、人市几条主要大街，是塞内外重要的贸易集散地，与归绥、商都、张北、北京、天津、张家口以及大库联（今蒙古首都乌兰巴托）通商，粮食、牲畜、皮张、生活用品、药材为大宗交易种。
二道河：二道河即今兴和县城关镇驻地，1886年（光绪十二年）将原有村落丰盛堡更名为二道河。到1903年（光绪二十九年）设立兴和厅时，二道河镇商贾大小商号相继开业，尤以米粮业最为发达，是转销粮食、牲畜、皮张及各种物资的重要集散地。
乌兰花：因其处于县治与蒙旗王府的途中，在清末形成一个以农牧互市为主的集镇，商业称盛。
1899年（光绪二十五年），清王朝建成北京至恰克图中国第一条国际电报通信线路，线路经嘉卜寺（今化德县城），并设立维护点，负责张北至滂江段线路的维护。这是一条服务于军事政治的电报线年（光绪三十三年），兴和厅在东梁街设置邮寄代办所，次年在东梁大街大德生巷口成立兴和厅邮政分局，撤销邮寄代办所，隶山西邮政总局管辖。1909年（宣统元年），陶林厅设邮寄代办所；同年，在嘉卜寺设立邮寄代办所，隶张家口邮政局管辖。
1886年（清光绪十二年）清政府在丰镇、宁远设驿站，各有马14匹，马夫5人，例行传递公文之事。1905年（光绪三十一年），开办收寄投递平信、挂号、函件及新闻纸等业务，次年，开办代售印花税票。1907年（光绪三十三年），丰镇厅、宁远厅弃驿归邮，开通丰镇—宁远—归绥邮路，为马班、步班邮运，昼夜兼程，隔日往返一趟。沿途公私函件收投无误，乡间百姓的通信捎传到厅，由厅给予递传。辛亥革命前夕，革命党人杨金牛在丰镇城内忻州巷子毯子房院内设有一家“书子房”，为人们送信。根据事情急缓、行程远近确定价格。送信的范围，南至山西忻州，东至兴和、隆盛庄，北至陶林，西至宁远一带，为境内私人开办的邮政业务。
1905年（光绪三十一年），丰镇厅、宁远厅设邮寄代办所，隶属山西邮政总局管辖。至1907年又新开邮路为代州—朔州—威远堡—朔平—杀虎口—宁远厅—归化，其中代州至宁远为邮路，宁远厅至归化为昼夜兼程班。1911年（宣统三年），开通天成到丰镇邮路60里，为隔日步班。1910年（宣统二年），归化城电报局的长途电报杆路经宁远到丰镇、兴和、张家口等地，三个厅衙门内设电报交换所。
丰镇厅在1887年（光绪十三年），实在应征民地3961顷57亩9分8厘2毫，认种庄头二等退换圈地69顷80亩5分，共实在地4031顷38亩4分8厘6毫；宁远厅应征民地4836顷87亩9分6厘3毫6忽，认种庄头二等退换圈地443顷41亩1分，共实在地5280顷29亩6厘3毫6忽。
宁远厅有原额民、牧各地9657亩1分8厘。其中，民地6517顷39亩1分6厘；王公宗室牧厂地3139顷68亩；节年开垦牧地2472顷47亩8分7厘。1884年（光绪十年），新垦牧地2227顷22亩2分1厘；额外太仆寺牧厂地2298顷61亩1分5厘；察哈尔正红、镶红、镶蓝三旗牧厂地4113顷7亩1分。
丰镇厅在1887年（光绪十三年），共征银190两2钱9分5厘，全行存留。遇闰加银５两７钱９厘，全行存留。全厅共征银270６两8钱3分9厘，起运银3０４两4钱2分2毫，存留银240２两4钱1分8厘8毫，遇闰加折色银67两4钱4分5厘，起运银3０４两4钱2分2毫，存留银2400百78两8钱6分3厘8毫。在1904年（光绪三十年）时，宁远厅续报收过押荒未垦荒地96顷53亩6分，每亩征正课银1分4厘，共征银135两1钱5分4毫。每正银一两，随征耗银５分，共征银6两5分4厘2丝。遇闰每正银1两，加征银3分。共征银4两5分4厘5毫1丝2忽。每亩随征耗银5分，共征银2钱2厘7毫2丝5忽6微。每亩征另租银4厘，共征银38两6钱1分4厘4毫，照例不加闰耗。
在丰镇厅1887年（光绪十三年），应收赋役本色粮为米1470石4斗3升9勺，解交绥远城丰裕仓。遇闰加征米44石1斗1升2合9勺，并解交绥远城丰裕仓。同年将本色米改征色银为2352两6钱8分6毫。由绥远城同知照额收米数，采取本色，放给旗民。
宁远厅在1887年（光绪十三年），共征米3781石8斗6升4合3勺，解交绥远城丰裕仓。遇闰加征米125石8斗2升，内除1879年（光绪五年）豁免米12石3斗6升4合，实征加闰米113石4斗5升6合，并解交绥远城丰裕仓。1887年（光绪十三年），将此项米3781石8斗6升4合3勺折征银6０５０两9钱8分3厘，又加闰米113石45升6合，折征银181两5钱2分9厘6毫。由绥远城同知照额征收，米数采取本色放给旗民支食。
1897年（光绪二十三年），改定新章暨分布局所，每年额征银两及额外盈余并报销各款。在今乌兰察布地区设有丰镇、隆盛庄、宁远、陶林、兴和、张皋杂畜税局各一处，四子部落旗归可可以力更镇杂畜分局管辖，系归化原设分局，派委稽征。
宁远厅杂税有酒税征银74两4钱，遇闰加征银2钱；大小油税征银75两6钱，大户遇闰加征银2钱，小户遇闰加征银1钱，俱自1884年（光绪十年）由朔平府改归宁远厅征收。有当铺30家，征银440（奉文加征）。
陶林厅杂税有酒税征银130两，油税征银40余两，斗捐钱1700或1800文。
我们从四厅的赋税能够正常的看到，在经清朝重新丈量土地之后，四厅的农民每年除向有租佃关系的蒙古地主交纳租银租粮之外，还要向所属各厅按耕种土地的数量，交纳“小租”及土地税，对蒙古地主已典卖的土地，也要到所属各厅重新领取土地“大照”，并由所属各厅按地亩每年征收赋税。这样农民所受的剥削，由过去单一向蒙古地主交纳押银和租粮，变成为地主、官府的双重赋税剥削，此外还得交纳地照升科和户口捐赋等多项苛捐杂税。（具体田赋额定情况见附录《四厅田赋考》。）
丰镇厅有常平仓，在厅治东北，仓廒50间，丰裕廒计10间，1763年（乾隆二十八年）置，通判堂瑛承建，次年增建裕二廒、裕三廒、丰裕四廒，计10间，俱通判朝壁承建；1769年（乾隆三十四年）增建丰裕五廒，计10间，同知威中额承建；1853年（咸丰三年）同知恒佑重修；1881年（光绪七年）同知德溥捐钱建修。丰一廒、裕三廒原为征储牧地米石，嗣因牧地改征折色银两，仓廒详请存留分储常平仓谷，常平仓在1906年（光绪三十二年）时，实储谷12785石6升，内除1901年（光绪二十七年）禀奉批准放给贫民外，实储仓谷10394石5斗。
宁远厅在署院后设有义仓三座，分别为1886年（光绪十二年）修筑的常平仓15间，1891年（光绪十七年）修筑的宙字廒5间，1897年（光绪二十三年）又修筑的义仓1处。修筑义仓，以备灾荒。
原有的蒙古社会阶级结构，大致上可以分为蒙古王公贵族、平民及其奴隶三个阶层。由于汉族移民的进入，出现了新的阶级和阶层，改变了原有的蒙古社会的结构。因移入民人以租种他人土地为主，于是出现了佃农、雇农阶层。有原来一些民人购置了一些土地，慢慢地发展成了当地的地主。在放垦蒙地中，又有内地的富商大贾包揽土地，成为“揽头”，他们成为土地买卖过程中的中介人，出口外后亦为富商大贾。如山西忻县董村的王升、王成兄弟，在1889年（光绪十五年）前后，来到兴和八楞达营子地方谋生，为生计所迫，王升于1893年（光绪十九年）卖身到蒙古王府为家奴，后升为管家，利用权势，购产置地，赎回卖身契约，开始发家，到1898─1899年（光绪二十四、五年）时，已占有白脑包大片土地，成为大地主。在岱海滩一带的余卧龙，通过承揽买卖土地而发家。而像余卧龙这样活动于清政府与移民之间的中间人，在买卖土地过程中，至少都拥有1.5—2万两银子的家财。“假设他一次付给政府的钱是照每亩九百文计算，他规定农民应交给他的钱就可能是每亩1200文或1500文，甚至2000文；如果他每年向政府缴的地租是每亩四分厘金，他就可能规定农户每年应向他缴付每亩五分厘金的租子，等等”。我们从中可看到地商谋取的为暴利。这些汉民亦掌握着对土地的使用权，成为地主。
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许多蒙古族也有的开始弃牧经农、经商，更加加速了社会经济结构的变化。不少蒙古商人加入了农耕和买卖皮张、山货、药材、奶酪等的行列。据《绥远通志稿》卷七十三《民族志·蒙族》中记载：“从前各旗蒙人，每当秋冬之季，结伴进城（指归绥城）购运米面，驼驮往来，络绎不绝于途。绥产炒米，以此为岁销大宗，而烧酒、面、砖茶亦在所必需，销售甚巨。即毗连乌盟之外蒙古各旗牧民，亦皆麋集绥阜，懋迁有无，满载而归，岁以为常”。这里说的乌兰察布盟及察哈尔等蒙古族进城购物者，应多数为客商，说明清末商人阶层亦在蒙古族中间出现。
前一首古风描写了清朝放垦以来的变化，热情讴歌了丰川的新貌。后一首七律以丰镇孤山上的薛刚寨为背景，通过咏颂薛刚，表现出诗人希望能有名将守卫好国家江山的愿望。
斌良（生卒年不详），满族，字备卿、笠耕，号梅舫。官至刑部侍郎。1846年（道光二十六年）任驻藏大臣。有描写今乌兰察布地区的诗3首。
这三首诗描写了今乌兰察布商都境内（当时为军台）塞外的贸易通道，民风民俗和自然风光。
宝鋆（？—1891年），字锐卿，号佩蘅。满洲镶白旗人，1838年（道光十八年）进士。官至武英殿大学士兼军机大臣。著有《佩蘅诗钞》。有描写今乌兰察布市地区的诗2首。
第一首五律诗描写旅途所见和塞外民风。早尖即吃早饭，沙拉木楞即锡拉木伦。佳浑，满语意为鹰。锡拉木伦是由张家口北去的第十六台站，在今乌兰察布市四子王旗红格尔苏木。第二首七言古风描写了草原上特有的交通工具——四马架杆车的快捷便利。鄂罗胡笃克，蒙古语地名，亦作鄂兰呼都克，是张家口至外蒙古的第十七台站，在今乌兰察布市四子王旗境内，确址未详。
延清（生卒年不详），字子澄，一字紫丞，号铁汉。蒙古巴里克氏，隶镶白旗。京口驻防。同治甲戌（1874年）进士。曾为工部郎中，累官至侍讲学士。著有《奉使车臣汗纪程诗》、《前后三十六天诗》、《庚子都门纪事诗》、《锦官堂诗草》、《来蝶轩诗》、《蝶仙史汇编》、《遗逸清音集》等。有描写今乌兰察布地区的诗三首。
第一首五律诗描写了塞外草原的风光。鄂罗胡笃克，地名，即鄂拉胡图克，是张家口至蒙古的第四台站，地址在今乌兰察布市商都县四台房一带。第二首五律诗描写了塞外草原的居住情况。青岱即沁岱，地名，蒙古语为鄂博克，是张家口至蒙古的第九台站，在今乌兰察布市察右后旗阿贵图乡境内。第三首七绝诗描写了如画的塞外高山和旷野，吉斯洪果尔山，亦作吉斯洪火尔山，地址在今乌兰察布市四子王旗白彦敖包苏木嘎查境内，是当时张家口至蒙古的第十八台站。
景禐（生卒年不详），字佩珂。隶满洲镶蓝旗。1890年（光绪十六年）庶吉士，任翰林院侍读学士。著有《北征草》。有描写今乌兰察布地区的诗1首。
这首七绝诗谴责了封建统治阶级在国内各民族之间发动的不义战争，诗人借景生情。乌兰察哈达，蒙古地名，汉译为红石，是张家口至蒙古的第十台站，地址在今乌兰察布市四子王旗的乌兰哈达苏木。
杨贻汾（生卒年不详），字若仪，武进（今江苏常州）人。袭云骑尉世职，后官乐清协副将。著有《琴隐园集》。有描写丰镇马市盛况的古风诗1首。
这首诗写清朝丰镇马市的盛况，对各民族的贸易往来和马匹交易的细节给予生动具体的描绘。丰镇，即今乌兰察布丰镇市。丰镇的马市最早开设于明朝隆庆和议后，用内地物资（主要是茶叶和布匹）与蒙古俺答汗部落交换马匹。这种互市贸易一直延续，西北其他民族也来这里卖马，马市形成很大的规模。
王瑞奄（生卒年不详），1881年（光绪七年）任丰镇知事，有描写丰镇境内的诗，选２首。
前一首七绝描写了今丰镇市石元山的高峻突兀。后一首则充分描绘了隆盛庄北的海子（今已干涸）的壮观景象。
承章（生卒年不详），丰镇厅理事同知，1828—1834年（道光八—十四年）在职。现录其描写今乌兰察布风光的诗３首。
这首五律是承章在三瑞里（清时属丰镇厅，今属兴和县），看到居民院内用带草泥坯垒作花台，因野意扶苏，青葱可爱而咏的１首诗。
范大元（生卒年不详）清末人，曾作丰镇八景诗16首，今存诗50余首。是清末今乌兰察布地区诗歌成就最高的一位诗人。现录其诗９首。
这３首七律，充分描写了岱海及其周围山峰的景色，清朝时岱海东部属丰镇厅管辖，今属凉城县。因前２首诗的题咏，岱海从此被称为“碧海风涛”。
以上六题再加上《云门古洞》、《马背双流》，清朝时被称为丰镇八景，而《云门古洞》和《马背双流》所描写的景色今在山西省阳高县境内，清时归丰镇厅。
张凤翔（生卒年不详）清时丰镇诗人，现录描写丰镇东河石牛和大王庙的诗２首。
三多（生卒年不详），钟木依氏，字六桥。蒙古正白旗人，汉姓张。杭州驻防。任绥远城副都统。库伦办事大臣。民国后任山海关副都统、国务院诠述局局长。有《可园诗钞》行世。现录其诗１首。
这首诗主要描写了今呼和浩特市和乌兰察布市的生产生活及其主体地位。厚卿即方荣东字厚卿，时在归化城任职。
另外，有姚元之著有《竹叶亭杂诗稿》，崇实著有《适斋诗存》，志锐著有《张家口至乌里雅苏台竹枝词》（100首）其中皆有咏颂蒙古风情、台站的《竹枝词》。升允是察哈尔蒙古族，曾出使俄、德等国任头等参赞，辛亥革命后出逃。著有诗集《东海吟》。艺术方面有蒙古说书、音乐、舞蹈，绘画、织绣和马鞍镶嵌艺术的逐步发展。二人台始在境内流传。
《丰镇县志》的修纂：此志书又名《丰镇县志书》。1884年（光绪十年）修纂，修纂者为丰镇候补知府理事同知德溥，正黄旗人，字时泉。该志书前有著者德溥的序，后有单晋的跋。1916年（民国５年）印刷，线本。除序文、凡例、目录等外，正文为八卷。卷一：星野、星图、占候、躔度、考证、气候、沿革、地表、疆域、道路、村庄。卷二：山川（水利）、形胜、古迹（冢墓）、景致。卷三：营建（城池）、祠祀（寺庙、坛遗）、公署（仓储、库藏）、桥梁（街坊）、义学（教法）、义冢、养济院。卷四：巡幸、封爵、职官、选举。卷五：兵防（驿站）、武事、田赋（税课附内）、户口、仓库。卷六：风土、物产、灾祥、幻异。卷七：人物。卷八：艺文、包括奏疏、书启、记略、碑记、古近体诗等，另有杂志附录卷尾。
《宁远厅古迹志》的修纂：1905年（光绪三十一年），宁远厅抚民同知兼理事乔荫桐、楚才著，主要记载了宁远厅境内的寺庙、岱海、温泉、碑记、石雕、古城遗址等。1911年（宣统三年）后失传。
《宁远厅志略》的修纂：1907年（光绪三十三年），宁远厅抚民同知兼理事宁存校、岱青编辑了《宁远厅志略》一册，为手抄本，记述了宁远厅的山川地貌及历史发展状况。此书在1935年（民国24年）已为残本，1937年（民国26年）后失传。在《归绥道志》和《绥远通志稿》中有引用该书原文的一些部分。
《兴和新厅志稿》的修纂：1903年（光绪二十九年），兴和厅同知陈时隽、石朋纂，全书为一册。稿本已佚。
《陶林厅志略》的修纂，1907年（光绪三十三年），陶林厅通判贾栩、方臣编集。本书于1937年（民国26年）失传。
在医学方面有名医张三在同治年间于宁远厅城开设中药铺并坐堂。１８７６年（光绪二年），在宁远、二道河子（今兴和县城）有４名中医开设３家中药店。孙昌寿，为光绪年间宁远厅沟头元山子村人，家世不详。有道术，以医名于世。他看病不尽合于药方，也不只限于药材，往往诊察之后，随意掇取微物无不奏。他从来不出诊，只在家里坐诊，确定诊出的病例精准，人称之为异人。是清朝后期绥东一带有名的神医，年60岁，无疾而卒。
另有董海川，原籍为直隶文安人，光绪初年居于二道河子（今兴和县城），善八封拳法，由于他的传授，归绥地区始有此拳法。在同治、光绪年间，京师中受他传授的颇多，风行一时。主要在肃王府第授徒。在归绥地区人称其为董老公。八卦拳法亦传授于绥东乡间，对强身健体可起到一定的作用。随着商业的发展，在丰镇厅出现
清朝后期，在丰镇厅、宁远厅等地私塾继续存在。教授的内容主要有：《三字经》、《百家姓》、《名贤集》、《四言杂字》、《七言杂字》、《四书》、《五经》等，除此以外还有珠算。开学时，凡是上学儿童，进入书馆，先拜“大成至圣先师孔子”的牌位，焚香敬表，施以跪拜叩头的礼节，然后拜先生。每逢孔子诞，要在文庙举行祭孔子的仪式。教育学生的方式为死记硬背的方式。到光绪末叶，由于新学的兴起，学堂的开办，死读书的教育学生的方式逐渐改变，原有的私塾，也逐步被淘汰。而新学及书馆的设置，对边疆兴学，启迪民智曾起到了一定作用。
1885年（光绪十一年），开始设置归化厅学，兼管萨拉齐、丰镇、宁远、托克托、和林格尔、清水河６厅，配备总学教谕１人。1897年（光绪二十三年），丰镇、宁远二厅立为１学，按２０名录取１名，每学文生至多不允许超出７名，武生不允许超出４名。另外每学又添设廪生（拔贡）各２名，廪生５年每学１员。其后，又将陶林厅、兴和厅两厅划入，合称为东学。
丰镇厅在道光年间，乡村就设有义学，汉族文人梁魁、张晶、刘嘉德、赵元麟、刘见文、贺九畴等曾往浏览。庚子以后，因文童增多，又兴办了丰川书院。清朝后期，设塾教读的先生以邢大为、李勤、王赞武、乔活云等较有声望。在丰川书院也曾提倡新学，当时有许多秀才如乔活云等，开始聘请忻州人孙潘教授笔算（数学），奠定了开办学堂的基础。
宁远厅在道光年间，有乔树楠设私塾教读。乔树楠是山西省五台县秀才，少年时期，颇有抱负，嗣因科举不第，曾向县知事上书申诉，藉鸣不平，致使得罪官府，事情平息后，来到宁远厅境内的后营村、马王庙、天成村设私塾，一般生员，多出其门下。光绪年间，其子乔活云继承父业，开设书馆于丰镇厅，长达40年之久。他为人耿直宽厚，最恶不义之财，且有赞成立宪，提倡天足的进步思想。1929年（民国18年），其学生樊库、刘汉、陈斡廷等，曾在丰镇西门外建立德教碑一座，作为纪念。其时在宁远厅较有声望的私塾先生还有张呈藻、杨子伟、杨宝符、郭襄、杨濂等10余人。
兴和厅和陶林厅，均置于1903年（光绪二十九年），在兴和厅当时有秀才刘元亨、张文谱、张士彦、刘珠、董濬等7人。辛亥革命后，较有声望的私塾先生有侯霖普、毛步云等人。在陶林厅仅有秀才周绍文1人，著名的教书先生，曾有山西浑源举人李题、天镇县秀才薛毕与丰镇厅的安思维在陶林厅教读。从1887年（光绪十三年）到1905年（光绪三十一年），丰镇厅、宁远厅、兴和厅、陶林厅４厅共考取文生73人，武生人数不详。（详见下表）。
另外1895年（光绪二十一年），宁远厅籍秀才邢大为受丰镇厅崔寿子的延聘，教其女儿崔秀峰就读。清末，宁远厅七济庙村张耀斗，曾聘请秀才杨宝符，教其女儿张效曾，己酉科拔贡张呈藻在宁远厅开设专馆时也曾教其女儿张遐龄。从此，开创了今乌兰察布地区女子教育的先河。
1900年（光绪二十六年）后，在丰镇厅和宁远厅创办有教会学校，丰镇厅在1906年（光绪二十二年）创办耶稣教会学校，设立女书房1处，由李世华任教员，当时有学生10余人，辛亥革命后，女书房改为培英女校。宁远厅天主教堂在新堂、旧堂两地开办男女小学校，有学生人数约400名。两地的教堂为保证生源，严禁教民子弟进入非教会学校，并以将子女送入非教会学校是丧失子女的灵魂，犯“背教”的大罪。所以教民只好将子女送入教会所办的学校。
1906年（光绪三十二年），在宁远厅成立教育会，以协助厅属办理教育行政事宜。1910年（宣统二年），丰镇厅设劝学所于文庙明伦堂内，任王安齐为总董事，劝学一年，颇著成效。
1903年（光绪二十九年）在兴和厅厅城成立小学校一所，由陈时隽承办，有学生280名。同年，丰镇厅的丰川书院改办为丰川官学堂。1905年（光绪三十一年），丰镇厅在官村成立崇德小学校和崇贞女学校，1911年（宣统三年）又由杨耀华在厅城顺城街创办女学小学一所。1907年（光绪三十三年）三月，在宁远厅设立高等小学1所，设在仓街，全年教育经费4200元，有10个班，在校学生298人，有教职员12人；初等小学4处，办学地址为厅城城隍庙、关帝庙、天成村，每处25名学生；民立小学2处，设在毛不浪和金海庄，为张耀廷和胡占魁承办，有学生分别10名和9名。陶林厅在1907年（光绪三十三年）创办有蒙小学堂，地址在龙王庙。1911年（宣统三年），在陶林厅城内创办小学1所。以上各地的学校均开设修身、经学、国文、算学、历史、地理、格致、体操等课程，这是今乌兰察布地区兴办新学之始。
察哈尔右翼四旗和四子部落旗，两地的教育以寺庙教育为主要特征。因清政府执行笼络、羁縻蒙古的政策，只有蒙古上层才有享受文化教育的权利，而90%以上的蒙古群众无权享受教育而处于文盲状态。清政府还禁止蒙古族人民学习和使用汉语，严禁蒙汉之间的交往。也不提倡使用蒙古文字，机关行文中只使用满文，尤其是上层官员里，这样的一种情况更为普遍，因此阻碍了察哈尔右翼四旗和四子部落旗文化教育的发展。
而寺庙的，则通过诵经、藏蒙翻译、布道、讲学等途径，也可学到一些天文、历法、历史、文学、医学等文化知识，客观上使蒙古贫民子弟在当的过程中，接受了一些文化教育。在清朝后期，察哈尔右翼四旗的蒙古儿童，家长可在本村（浩特）或邻近浩特找识字的人让孩童拜师，所收“乌日谢毕”（徒子），乌日谢毕按则矩白天给老师家做活，早晚学蒙文、蒙语1─2小时，通过一、二年的学习，就能达到看书、会写的程度，这样的做法成了蒙古社会约定俗成的一种教育形式。少数富裕人家也有聘请家庭教师教育子弟学习文化的。而在四子部落旗则只有寺庙教育，精通蒙藏或蒙、藏、汉文字的有：锡拉木伦庙的笔帖式桑杰，还有杨金、罗布森桑杰、老布森德力格、希拉布栋日布、罗布森根栋、河日布拉华、却扎拉森、罗布桑希德日布呼图克图、额仁庆巴拉珠尔笔帖式等等。寺庙教育，为四子部落旗文化教育的延续和发展做出了一定的贡献。
20世纪初，由于清政府对蒙古推行以“移民实边”为主要内容的“新政”。随着汉族移民的增加，会讲汉语的蒙古族慢慢的变多。在察哈尔右翼四旗出现了一些封建贵族和富裕牧民开办的私塾，延请汉族或蒙古族塾师任教。而四子部落旗的私塾（浩特塾）则是辛亥革命以后才出现的。另外，由于寺庙教育，使印度和藏族人民的非宗教教育文化也被介绍到察哈尔右翼四旗和四子部落旗。这种教育使蒙古语言文字流传延续下来。
清朝末叶，有些蒙古族子弟还到归绥、热河等处新式学堂学习，有的还被选送到北京、天津等地学习或出国留学。其中有的人后来成为资产阶级民族民主主义等思想和进步科学文化的传播者。这些都为两个地区的蒙古族文化教育奠定了基础，促进了蒙古族文化教育的发展和繁荣。这一时期还出现了蒙古族博学多才的和科学家、学者和诗人，他们对蒙古族和中国文化的繁荣发展做出了贡献。
清朝时期，蒙古族的节日与祭祀情况为，过春节蒙古语称为查干萨日，即“白节”。以献哈达、祝酒等形式互致节日问候。蒙古族祭祀活动主要有祭天地、祭祖先、祭鄂博、祭火等。祭天（即腾格里）为各种祭祀活动中最重要的一种，在山丘等高处立木头或石堆等标记，以此代表“腾格里”。在每年春、秋进行祭祀。立标的山坡被视为禁地，禁止利用那里的树木和草场。这是蒙古人最普遍的祭天形式。因蒙古人有“天父地母”之说，又有祭地之俗。他们都以为山川、草木都有自己的主神，因此蒙古人把鲜奶和奶茶的“得济”（首份、上份）每天酹向所在地方的山顶，表示祭祀。祭鄂博（敖包）是蒙古民间普遍的一种祭祀活动。“垒石成山”，“视之为神”，垒成的石头堆被视为山神、地神及游牧民族保护神的化身。路过鄂博的人，必须下车，并在鄂博堆上添加石头，并将所带的食物的“得济”献给鄂博，经过鄂博的人“过着无敢犯”。鄂博有一个部落或一个盟的共同祭祀的大鄂博，祭祀时间一般在农历五月十三日，也有的在七月十五日。有作为路标的路边鄂博，有供放牧人祭祀的清泉鄂博，有作为边界线的边界鄂博，有以示纪念意义的纪念鄂博等。祭祖一般在除夕举行，在所设的祭台上点燃篝火，摆放烧肉、酒和奶食，富有者还要请颂经。祭火一般在农历腊月二十三或二十四举行。
正月十五寺庙举行跳鬼活动。着各色奇装异服，头戴面具，手持法器，踏着伴奏的宗教音乐，跳“捉妖驱鬼”之舞，以攘除不祥。夏秋时举行“那达慕”（汉意为娱乐，玩的意思），由旗长和主持，由颂佛经，祭敖包。祭敖包时，一般不让妇女参加。节日开幕式上，通常举行赛马、摔跤和射箭表演和比赛。
清朝蒙古族婚姻风俗多实行一夫一妻制，王公贵族则往往一夫多妻，一般早婚，婚姻由父母包办。王公贵族与平民不通婚。求婚时，由男方托请媒人向女方提亲，征得对方父母同意后，送聘礼定亲，同一血缘、同姓者不通婚。兄弟间子女不得通婚，但姑舅间可通婚。丈夫亡故，寡妇可以改嫁，但不得带走财产。感情不和，可离异。风俗已与汉族无异，汉族人亦有入蒙籍，娶蒙妻者。蒙古人忌卧死，死前须由家人扶坐而死。蒙古人死后，全家举哀，一般不设灵堂，不摆供品，不穿孝服，不烧纸，不奏哀乐，只请颂经。蒙古族的丧葬有野葬（天葬）、土葬、火葬等形式。蒙古妇女临产时，可回娘家分娩。寡妇和非婚生女子生有子，也要请给取名。蒙古王公贵族实行长子继承制，但平民家庭则通常以幼子继承。
蒙古族等级观念较强，对首领、王公贵族的命令绝对服从。蒙古族信奉教。蒙古妇女忌讳骑儿驼、儿马。也崇拜自然神。蒙古族有不吃马肉之俗，教义称，马乃天驹，“食之有罪”，而最忌食马肉，盖早年皆隶军籍，汗马立功，用其力不思食其肉也。清朝末年，此种风俗已改变。蒙古族的出行主要有马、骆驼和各种畜力车。
清朝时期蒙古族喜穿长袍、束腰带和穿靴、“袱头”等传统民族服饰。有爵位官职的王公贵族，皆按清朝规定式样戴官帽。蒙古族男子的装饰最简单，腰佩蒙古刀、火镰和鼻烟壶。而蒙古族妇女的头饰种类较多，各地都有一定的区别。如察哈尔“妇人耳上有两小鬈平立。额覆三角珊瑚网，上嵌珍珠与大珊瑚半圆者。后帔亦大珊瑚网，排直垂至后心。衣服则如大半臂，下与足齐。足下著草履绸鞋者不等”，可见衣饰上有满族化的倾向。放垦后，蒙古族喜穿短衣，鞋帽较接近汉族，只有在喜庆或节庆日才穿蒙古族服装。
蒙古族饮食分为肉、奶、粮三大类。以奶佐食，饮茶爱酒，近代靠近农耕区的地方已无蒙古包的住宅，以平房、土木结构为主，其衣食住行等方面，几乎“与汉人无甚差异”。
此外，蒙古族有许多象征和禁忌。象征有语言、颜色、数字等方面的象征。他们崇信语言的“魔力”，因此产生了许多祝福词，成为其独特的习俗。以青色为永恒的象征，绿色为大地的象征，黄色为珍贵的象征，红色为欣欣向荣的标志，黑色是最忌讳、最厌恶的颜色。在数字上他们崇尚单数，３、７、９是生活中常用的吉利数字。３、７、９及其倍数（尤其是９、８１、２１、４９）往往是“多”的象征，因此每举行一项重要活动，必须以３、７、９（或其倍数）为期，或者作举行仪式的次数。禁忌有忌讳往火中放脏东西，严禁往火里吐痰、小便或倒不净之物。忌讳在河中洗澡，不能洗脏东西等。关于孕妇的禁忌和对死人的禁忌特别多。婚姻忌讳以鳏寡孤独、尼姑做媒人，等等。进入近代，特别是放垦以后，有许多禁忌松弛或消失。
衣：衫裤鞋袜，多以山区粗布针工缝制，俗称砖路土布，衣料多系白色原制布，自己染用各种颜色。袄是大襟袄，缀以桃结扣，有的还缀以铜结扣，衣襟向右掩，称右衽。多数人穿贴身背心，俗称“主腰子”，防寒取暖，成为习惯。鞋为圆口、方口鞋。袜为布制袜。冬天多数人穿皮袄皮裤，头戴毡帽、皮帽。样式古制，质量粗笨，外出交游来往，给人以古老朴素之印象。黑缎瓜壳帽或礼帽，视为佳品。妇女缠脚，谓之“三寸金莲”，脚履绣花鞋。首饰有耳环、戒指、手镯、扁簪、钗等。男女裤子为大裆，不分前后，可调换穿，裤带多为布质，每当逢九年，须系红裤带，并穿红腰子、红内裤，因红色有辟邪防灾之说。男女裤脚皆扎腿带。受满族影响，男人梳有辫子一条垂于脑后。
食：人们一向省吃俭用，早晨和子饭，中午莜面、饨子、磨擦子、杂烩菜，晚上稀米粥；三餐俱以莜面、山药为主食。其次为小米饭、白面面食、玉米糜米窝头等。肉类则喜食猪肉，爱饮茶酒。冬酸菜，夏野菜，一年四季老盐菜，均系黄萝卜、蔓菁、元白菜等腌制的。白面、大米除了节日、过年和待客用外，一般以油炸糕、烩山药粉条、炒鸡蛋为佳席。盛饭以碗满为敬。就餐以剩余为饱。夏季炎热时，往往端着饭碗在街头、院落食用，边吃边谈。
住：以简陋土房居多，砖瓦房较少，为一坡水屋顶。农村多为自筑土窑。条件好的是三间，一堂两屋，住人一间，厨房一间，中间一间系堂屋，再盖几间小土房，备放粮食和其他用具。建房布局，四合院形式，一般简陋低矮，不够壮观。都使用火坑，坑灶相连，屋内窄小阴暗。
行：人们外出，多以步行为主，辅之以骑驴。平川地区，条件好的人家，则是坐轿子车、木轮大车。
春节，通称“过大年”。最隆重的就是除夕夜里，通宵灯火不灭，不睡觉谓之“熬年”，等次日凌晨家家户户要“接神”。点旺火、放鞭炮、焚香磕头、求财进宝，祈求一岁之安，接完神遇见人要问“过年好”。初一、初二，为拜年时间，家长携带子女到邻居亲友家去拜年，进门拱手作揖先问“过年好”、“祝发财”，“恭贺新禧”，各家都预备茶点、糖果等。拜年时，长辈给幼辈“压岁钱”。初三，是出门迎喜神的日子，朝着喜神坐落的方向，行走几里，叫“出兴”，表示出门迎接喜神的喜气，以后出门就不忌讳了，一年中顺利无阻，取其吉利。另外，这天请女婿、女儿到家团聚，俗称“吃外母娘”。
初五叫做“破五”，这天进行“换人儿”，各家接其新喜，用纸或布做人儿，早五更时，人们互相交换纸、布做的人儿。意思是金人换银人，丑人换美人，互相接好运气，接好亲家。这天还要“倒穷土”，从年初第一天到这天，将家里角落积存的垃圾和门前点旺火后的灰烬倒出去，意味着将贫穷彻底倒出去，今后不再受穷。
初八，名曰“八仙”。民间传说；这天是八洞神仙各显神通，渡过东洋大海。在这天要出门走串一次，意思是免除百病。
初九，玉皇诞辰，供奉玉皇大帝。人们在这天“许还愿”者很多，迷信赐福加官。
初十，名曰“十支”。家家户户要吃蒸莜面，农家用莜面做成１２个小臼钵和莜面一齐装入笼中，蒸熟后，根据臼钵里凝结的蒸馏水多少，衡量全年１２个月降雨量的情况。夜间，庆祝老鼠娶媳妇，在水缸空隙点一盏小油灯，焚香一炷供一点简单的食物，给耗子贺喜，意思是今后耗子在屋里不会扰害。
正月十五，又称“元宵节”或“上元节”。这是正月里较大的节日。早上吃饺子，晚上吃元宵，正月十四、十五、十六举办各种文娱活动。有高跷、秧歌、彩灯、轿车、花灯、旱船、挠阁等，形式多样，引人注目。夜晚，各家各户、各字号都点旺火、放鞭炮、起火。住户庙宇点油灯供神，焚香摆供。
十六黄昏，人们讲迷信“送亡”，意思是让祖先亡灵过完灯节后被送回墓地。家中祖先神位前填供“亡树”。家里主妇捧出大门外，在大道旁划圈焚化。送亡烧纸后坐在墙隅诉哭亲人。在“送亡”的这天，特忌出门远走，恐被返回冥府之游魂带走。
二月初二，“龙抬头”。清晨“引钱龙”，把清朝乾隆年间的制钱若干枚拴放在水斗中汲水，汲满后提回家中供俸在财神位前，然后倒入缸，再将水缸打满。这是进财如泉源“不绝之意”，“泉”即是“钱”。还要搬“枣山”，把面粉做成的“枣山”，分给全家人烤干食用。意思是“搬下金银山，人人用不完”。晚上“送灯”给各商号“送钱龙”要喜钱。这天，男人们要“剃龙头”。早吃饺子“安龙眼”，午吃油糕“揭龙皮”，晚吃面条“挑龙尾”。
二月十九，为“观音圣诞”。观音是“普陀山湖音洞慈航道人”，后世称它为救苦救难、大慈大悲的观世音菩萨。这天，经常出远门的人组织起来，起会唱戏，以祈祷保佑出门人的平安。
“清明”，多在三月间，前一天名曰“寒食”，是为了纪念古时晋文公的功臣介子推焚死在介休绵山。这天，不动烟火，吃冷食。后惯为“寒食”吃糕，清明节吃小米糊儿。这天，习惯上要敬祖宗上坟，到坟园里焚香烧纸供食物，祭祀祖先，动土添坟堆。
五月初五称“端阳节”，为纪念屈原之死吃粽子、麻叶，要用艾水洗手洗脸，戴符，小孩们手腕上拴五色线，七窍里擦“雄黄”药粉，防止毒虫侵害。
五月十三是“关帝诞辰日”。关圣帝君降生，巡视人间，降妖伏魔，保佑人间平安。民间传说，此日降雨，是关老爷磨刀雨，兆人寿年丰。这天起庙会，酬神演戏，在庙前台上唱戏４天。庙内打扫干净，设香桌、摆供点，来焚香磕头、求神拜佛的人不断。街市上小摊小贩林立，叫卖声此起彼伏。食物以粽子、凉糕、麻叶、水萝卜为主。玩具以木制彩色刀、枪、剑和泥制的娃娃、鬼脸子不倒翁最多，乡村里的人进城逛会。
五月二十五是“城隍诞辰日”，流传冥府县官主宰全县人的生死大权。在诞辰日由各厅署府主办，起会唱戏４天酬神摆供，以求长寿降福。
六月初一，“龙王庙会”。这天在龙王庙唱戏酬神，祈祷龙王保佑风调雨顺，五谷丰登，会期４至１０天，农民布施主办，商贩临时搭席棚营业，货铺林立，摊贩栉比。
七月七，“玄帝庙会”。由道家主办，设坛念经，斋戒上供，并起会唱戏。这天也是七巧节，妇女乞求智巧，学习针线活等活动。
七月十五，名曰“中元节”。传说阴间地府要校对人的生死，记载人间的善恶，确定人的寿命。这天“城隍爷出府”，人们将城隍泥像抬上，坐上八台轿，鸣锣开道，意思是巡察本县人的善恶，决定人间生死日。这天亲友们互送“面人儿”、“面鱼儿”。这天又传说是鬼节日，人们要敬祖上坟。
八月十五，“中秋节”。晚上，各家在院内窗台前，摆起桌子，点上蜡烛悬起月光爷神纸，供上月饼、水果请月光爷享用，俗称“玩月”，祈求太阳之神在夜间照住一切邪魔鬼怪，不敢妄动，以保佑人间的平安。祭典毕，全家人团坐一桌，边赏月边用晚餐，谓全家人团圆之意，考历代传说，中秋节原意，是农民们庆祝丰收之举。
“冬至”，又称“数九”。多在旧历十一月份以内，是二十四节气之一，在这天，要上坟烧纸，送寒衣等。
“腊八”是个传说节日。早晨要吃“红稠粥”，还吃河湾里的冰凌，表示清洁干净去百病。传说“腊八”原意是释迦牟尼佛雪山成道，这天，忽然来了一只猛虎，将要饿死，祈求佛祖大发慈悲，救它一命，佛祖从容舍身让虎吃掉。救了虎命，而佛祖就修成了道。祖传吃“红稠粥”，是纪念佛祖死得凄惨。
腊月二十三，“灶神上天”日。传说灶神爷爷和灶神奶奶于此日晚返回天宫，向玉皇大帝回奏一年来人间的善恶。这天晚上，人们在灶神面前点起蜡烛，焚香敬纸，供俸麻糖，送灶神上天，使灶神吃了麻糖粘住嘴，不给人们说坏话。人们这天也要吃麻糖。
“除夕”，又称“年尽日”，是辞旧迎新之日。这天人们打扫庭院，贴年画，贴春联，拢旺火，敬祖先，供亡树。晚上，全家人团聚吃饺子，意在庆祝一年来的吉祥顺利。
婚事讲究订婚、换帖、贺喜、铺床、迎娶、待女婿、回门等礼数。举行订婚仪式。经媒人介绍，父母包办，议定财礼，确定终身，谓订婚。
贺喜。男方首先择吉日写帖子送往女方家叫做“通讯”。亲友们送礼叫做“添箱”。有现金、喜帐、屋中的陈列品等。
铺床。娶的前一天叫“铺床”。女方将一切陪嫁礼物送到男方，嫁妆有木器、皮箱、衣服、鞋、袜、化妆品等，摆列在喜房内。
迎娶。迎娶日是办喜事的正日子，在这天，男女两家吃“争气鼓”，用白面包糖、肉，捏成铜钱大的圆形包子，新娘新郎各吃４个，同族本家人各吃两个。早饭后，男方给女方送离娘馍馍26个，女方再给男方回礼13个，作为回门请女之用。中午男方将凤冠、罗裙送到女家，择时辰迎娶。男方院内张灯结彩，帖对子，摆香烛，插弓箭，准备拜天地。男方用两位亲友娶亲时一位小儿童押轿，花轿迎娶，鼓匠吹奏。晚上，亲友们耍笑新郎新娘，有“三天地里没大小”的说法。
丧事讲究送终、报丧、入殓、破土、悬棺、辞灵、送终，病人临终时，要换寿衣。家人哭着烧倒头纸。
报丧，孝子头戴白孝帽，到老爷、娘舅、本家报丧。报丧人进屋见人不说话，跪在地上磕一头，名曰报丧头，然后告知死亡情况，并请示和帮助安置一切事宜。
入殓，在死者的第３天，利用早晨或晚上不见红日，将逝者放入棺材里，进行“开光”，用白酒、红枣洗七窍，后楔盖，人主打３下，然后用木楔（银钉）将棺材盖楔好，孝子跪在灵前烧纸焚香哭泣，鼓匠吹打，和尚念经。
送灯，楔盖后当天晚上，举行送灯仪式。亲友们各送白纸灯笼一对，自家做白纸灯笼一对，灵牌一个，点着灯笼举着灵牌随同鼓匠到城隍庙报庙。孝子拿上黄表写的牒文、焚香烧纸，恳求地府收留亡魂。孝子边哭边叫，让死者跟着回家。死者在入殓前，家人领着打墓人到坟园破土，携带馍馍15个、黄表3份，焚香敬表，在死者开墓的穴道处挖一锹土，就开始打墓。
挂“告天纸”，用白麻绳剪成细条，按死者的年岁大小剪麻纸的张数，下面拴一块小炭和一个小馍，位置分男左女右插在街门外门楼上。
辞灵，在安葬前一天画匠裱糊油漆棺材，老年红色，青年紫色。一昼夜，鼓匠吹打，和尚念经，迎经取水，跑五方，游莲过桥，起棺点主。死者灵前设桌摆供，亲友们来烧香上供，孝子们披麻戴孝跪下磕头，叫吵灵，也叫辞灵。
安葬，起灵前要发引，打丧盆子。到了坟地，把棺材抬到墓前，孝子依次跪在棺前，焚香烧纸，将棺材用绳吊下滚入墓内，添土成堆，焚香烧纸，磕头哭泣。回家后，孝子到祖先堂前磕头拜礼，进行安神。
文化与宗教信仰：凉城曹碾的满族在清朝前中期，会讲满语，在清朝后期，会讲满语的已不多。有尚武习文的传统，其中张家满族从小演习《清太祖左鞭》的武术。他们的宗教信仰主要信奉萨满教、教。每家院内设有索罗杆（满语意为神杆），西屋墙上供有神宗牌、祖先的牌位，每逢祭祀，都要向祖宗牌位敬香、磕头，也要领牲，有请萨满（俗称阴阳二则先生）的祭祀形式。
满族的衣食住行：男女服饰以袍褂为主，男子喜穿藏蓝色长袍、马褂，旗袍在清朝成为“国服”。下身穿套裤，扎腿带，脚穿牛鼻子鞋。冬天戴圆形帽子，穿毛鞋。男子辫发，半剃半留，如女子结髻。妇女穿旗袍，姑娘梳双抓髻。已婚妇女梳旗头圆髻，即将发型拢盘在当头顶成圆形，戴耳环，不缠脚。鞋穿绣花鞋。而庄头妇女的打扮是梳头只梳顶髻儿，穿鞋多为高底云头鞋。清朝人吴士鉴曾形容“双把头”为“凤髻盘云两道齐，珠光钗影护蝤蛴。城中何止高于尺，叉子平分燕尾低。”即妇女将长发束于头顶，中分两绺缠在钗板上，脑后绾一扁髻，形如燕，故称“燕人头”。满族人还有胸挂令珠、手拿念珠的习惯。到清朝后期改为汉装。曹碾满族的食物以油炸糕、荞面圪朵、馓子等糕面制品为主，喜饮茶。待客敬酒不强迫，做客饮酒不超量，以免失了规矩。宅院大多数为四合院。住房以两出水的马鞍形房舍为主，一般三间，一明两暗，外间为堂屋，东西里屋砌有南炕。窗户框成大八块，或小四块，其主要特色窗的木格成胡椒眼，即碎三角形窗格。并配有东、西厢房，建房讲究“以西为贵，以近水为吉，以依山为富”。盖房时须先盖西厢房，再盖东厢房，落成的正房，也是西屋为大，称上屋。盖房时先立架，后砌墙安门窗，在上最后一根大梁时，要燃放鞭炮，房主人往大梁上浇酒，以祭天祭神，并唱《上梁歌》。出行以马代步或步行。
曹碾满族的婚俗保留着满族的传统，不与汉族通婚。满族只能找满族人为夫为妻，因人口较少，除在14个皇庄里通婚外，也有少数人和右卫朔平府满族人通婚的，因此造成“圈地亲，理不清”的现象，即是这家与那家好几辈都是儿女亲家，互相盘问起来，都是亲戚。这种情况随着清末放垦的兴起，满族田庄自行解体，光绪末年始与汉族人通婚。满族人娶妻时，迎亲要全客人。即父母健在，儿女齐全的人，还不能与新郎、新娘的命相犯克。娶亲时，一般用马拉轿车，拉车的马不能用红毛色的马，因红毛色的马是祭祖时使用的。丧葬为土葬。生育习俗为生男家门前挂弓箭，生女家门前悬红布条，忌生人入内等。在小孩出生后到长大成人，要由姥姥家主动承担大量的抚养义务，这是满族的一个特殊习俗。
满族的禁忌有在祭祀中不准哭泣，不讲不吉利的话。因西屋供俸祖先，忌客人坐西炕。传说因黄犬和黄鹊救了努尔哈赤的命，因此敬狗如神，不准打狗，不吃狗肉，不穿狗皮制作的衣服。也不准打死喜鹊，视为神鸟。家来宾客，长者陪之，少者侍立，不准插话。客人在时，不准有洗衣、扫地等举动，等等。
